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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指出了美国对华战略认知中存在严重的他者化过程，这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误解。他进一步以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为基础讨论了美国对华战略认知中的归因谬误和信念系统过早闭合现象，并提出了中美之间在国际秩序理解上的共同点问题，以及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与世界关系的叙事挑战。王栋认为，中国需要构建更加丰富和饱满的叙事，以在中美博弈中保持优势地位，实现全球秩序的和平演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左希迎指出了美国内政的变化，特别是民粹主义和政治极化正在冲击原有的外交共识，影响对华政策。他强调到，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利益冲突已经导致双方的战略认知趋向对立，信任机制难以建立，不安全感触发了过度焦虑，导致经济和政治议题“去安全化”，这本质上仍是一种安全化进程。他还指出，中美两国都在以最坏的场景作为政策设计的基础，这可能导致双方陷入安全困境的螺旋上升态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鸿刚强调，研究中美战略认知时需要注意方法论，需要有自主思想体系、自主知识体系和自主话语体系，并讨论了未来中美关系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即中国的世界秩序愿景问题，认为这是理解中美认知差异的关键。此外，他还提到了研究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包括中美认知差异的根本性以及文化理解的长期性。王鸿刚认为，尽管中美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但中国作为担当时代使命的新型大国，也需要寻找与其他大国的共通性，这是21世纪中国的独特任务，同时王鸿刚强调，中国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准备应对因认知差异和根本利益差异而可能导致的冲突对抗。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教授提出，中国对美国的认知误差可能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误差，这首先是因为美国在对华研究上的长期深入和巨量投入以及美国对经济金融知识的深刻理解。其次，美国经历了从重商主义到大萧条再到现代金融体系变革的过程，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相对较晚参与全球市场体系，对世界市场运行发展规律的理解不如美英等国；最后，中美之间的治理机制存在差异，中国领导人的承诺兑现率远高于美国政客。中美之间存在战略认知差异，中国需加强对美国的研究和理解，同时认为智库和对外工作在改善美国对华认知和促进双边关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